日元
日元升值过程
日元的升值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2月从1美元对360日元升值为306日元(固定汇率)，第二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浮动汇率)，第三个阶段为1985年“广场协议”迄今，日元升值为1美元对90-140日元。
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经济振兴以及“国际贸易立国”是怎样实现的？是在长达20余年的锁定日元低汇率的背景下实现的。1949年，为控制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改革当时存在的多重汇率，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帮助下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锁定为1：360。正是这个固定汇率的实施，使日本产业获得了重返国际市场的机会。以此为开端，日本国民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从1946年至1950年的12.3%迅速提高为1956年至1960年的23.4%。进入60年代后，日本的出口产业更是迅速发展，出口贸易急剧增长。60年代前期日本出口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17.9%，后期为15.1%，几乎为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的两倍。日元的这个低币值的固定汇率一直实行到1973年2月。在这期间，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在1951至1955年、1956至1960年、1961至1965年和1966至1970年四个区间内，日本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分别达到8.2%、8.7%、9.7%和12.2%。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的产业基础。由于受惠于长达20余年的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为提高。1961至1965年和1966至197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9%和15.1%。1971年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分别只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与1960年相比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长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迫于当时美国的“新经济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从1 360调整为1 306。
从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自己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高开放度化”的进程，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了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汽车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出口量达268万辆。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车和从美国进口汽车的数量分别是394.7万辆和1.05万辆，呈现出极为悬殊的比例。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同年排世界汽车出口第二位的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而一向号称汽车大国的美国当年仅出口了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采取了“口惠实不至”的对外贸易政策以给本国产业发展争取更大的时间余地。1980年5月，日美双方达成鼓励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的协议。但这个软弱的协议对企业几乎没有形成什么约束力，日本汽车厂家也没有多少到美国投资设厂的积极性。1981年以后，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不平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特别是日本的汽车产品大举占领美国市场，使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年复一年的拖延终于让美国人失去了耐心。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和原联邦德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秘密会议，就美元高估及美国巨幅经常收支赤字问题，协商采取联合行动，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比价。这就是“广场协议”产生的由来。此后，日元升值进入了第三阶段。
影响
李长久
-日元急剧升值导致其出口减少，日本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1986年至1987年，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从复苏走向高涨阶段，日本经济却出现“高日元萧条”。日本是二战后唯一因货币升值而出现萧条的国家
-据有的美国学者统计，自二战结束后日本从美国获得的贸易盈余，随着泡沫经济破灭又如数归还美国
-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实力和承受能力不强，更要慎重对待本国货币升值或贬值以及升值贬值的幅度和时机，一旦决策失误，将造成严重后果
二战后日本经济一片废墟。从1949年起，日本实行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单一固定汇率制。其后的20多年里，日元汇率波动较小，这使日本经济与美欧经济加速接轨，对日本经济全面复兴和重新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迅猛发展。到1968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从80年代末开始，日本出现“泡沫经济”，到90年代初“泡沫破灭”，经济进入持续衰退期。在最严重的1998年，日本经济负增长1.9%。日本经济增长由强转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80年代日元的盲目升值。
日元面对压力升值
日元大幅升值始于1985年9月22日西方五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举行的“纽约广场饭店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为使外汇汇率更准确、更适当地反映各国的经济状况而展开密切的协作，与会的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政府协商决定介入外汇市场，用政府力量诱使汇率向预定方向变动。这次会议的目的，实际上是促使日元升值、纠正美元的过高比价，从而实现能使各国贸易收支平衡的恰当汇率水平。
广场饭店会议是在美日欧经济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背景下召开的。从1964年起，日本对外贸易出现盈余。1986年日本对外贸易盈余从1985年的131415亿日元增加到153143亿日元，这两年美国外贸逆差分别达1485亿美元和1697亿美元，其中对日本贸易逆差从498亿美元增加到585亿美元，占美国外贸逆差的1/3。日本同欧洲和亚洲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盈余也都大幅度增加，日本成为“众矢之的”。
1986年3月19日，日本银行自“广场协议”以来首次进行逆向干预，即甩卖日元、买进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财长贝克发表讲话，表示听任美元贬值，导致美元汇率加速下跌。从1985年到20世纪末，发生两次日元大幅度升值。
日元升值导致日本经济萧条
据统计，1985年9月，日元对美元汇率为240日元兑换1美元，1987年12月为120.9日元兑换1美元，即在两年多期间日元升值近1倍。随着日元急剧升值，出口减少，日本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1986年至1987年，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从复苏走向高涨阶段，日本经济却出现了萧条，被称为“高日元萧条”。日本是二战后唯一因货币升值而出现萧条的国家。从二战后到80年代初，日本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但是，进入80年代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大大放慢。
为了摆脱日元升值造成的经济困境，日本政府采取了松财政松金融的政策，作为反萧条的对策，刺激经济复苏。1987年5月，日本政府决定减税1万亿日元和追加5万亿日元的公共事业投资，同年7月又补增2万亿日元财政开支。与此同时，从1986年1月起，日本银行连续5次降低利率，将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到1987年的2.5%，这是二战后以来的最低利率。值得指出的是，在发达国家经济进入高涨阶段、市场已经出于投机盛行时期，日本政府采取松财政松金融政策刺激经济，无异于火上浇油，特别是对日本泡沫经济的生成种下了深深的祸根。
日本泡沫经济加速形成而又迅速破灭，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股市和银行三个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一直不景气，以致整个9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10年”。据世界银行发表的《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字，从1990年到200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为1.3%，大大低于美国的年均3.4%。
日元升值提供了教训
经历“失去的10年”后，21世纪头3年日本经济仍然低迷。从日元升值到泡沫经济破灭，有三点值得我们研究和吸取。
首先，要慎重对待本国货币升值或贬值的幅度、时机和承受能力。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元仍将是外汇储备、贸易结算和流通领域的主要货币。只有美国能够根据国内需要，通过调整美元汇率，左右全球外汇市场。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4%，在“强经济”条件下，美国实行“强势美元”战略和政策。据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估计，在1995年7月到2002年2月，美元汇率上涨了35.8%，海外投资者大量购买美国证券，美国成为最大的受益国。从1970年到1979年，美国国库券境外持有存量仅105亿美元。据美国财政部、美联储2002年7月11日发布的境外持有美国国库券存量统计，截至2002年4月底，美国国库券境外持有存量达1.02万亿美元，其中仅中国大陆、香港特区和台湾地区共向美国政府提供了1560亿美元的低息融资，中国大陆持有的美国国库券达820亿美元，超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对中国大陆累计直接投资。
美国在目前经济不景气情况下实行“弱势美元”政策，对美国也是利大于弊。据外国一家咨询公司研究，到2003年6月，境外掌握着48%的美国有价证券、24%的公司债券和占美国公司总额(8万亿美元)22%的股票，这些数字加
起来几乎等于美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境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国资产就是美国的债券，如果美元贬值30%，就等于美国债务减轻了30%。美元适度贬值有利于美国扩大出口，在美国国内物价很低的情况下，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又有利于防止形成通货紧缩。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从长远看，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这个判断可能不一定准确和全面。过去日元升值不是利大于弊，今后日元升值也不一定总是利大于弊。据日本政府调查发现，在汇率处于1美元兑换114.9日元时，日本的出口商只能收支平衡；如果日元进一步升值，日本出口商就要出现亏损。吸取历史教训，日本官方和企业界已非常警惕日元升值幅度，并确定维持在120至130日元兑换1美元的目标，以促进进口。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相继发生的墨西哥、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实力和承受能力不强，更要慎重对待本国货币升值或贬值以及升值贬值的幅度和时机，一旦决策失误，将造成严重后果。
第二，对外贸易和投资要预防重大风险。从1964年起，日本对外贸易连年出现盈余，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急剧增加。据日本经济情报统计，直到2002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仍高达609.9亿美元。为了减少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长期以来，美国采取各种手段对日本施加压力，其中包括迫使日元升值。美日贸易磨擦提供的主要教训是，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要逐步实现多元化、分散化，特别是两个贸易大国之间，要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贸易大体平衡和互利互惠。
日本人凭借财力优势，在国外掀起了购买狂热，从曼哈顿的摩天大楼到苏格兰的高尔夫球场，从法国的酿酒厂到香港的证券中心，都成为日本人购买的对象。对外投资特别是购买房地产要高度警惕泡沫经济破灭造成的风险和损失。据统计，从1986年到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资达到创记录的4000亿美元，其中主要投向证券市场，如1989年日本对外投资1794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1119亿美元，占62.4%，直接投资675亿美元，仅占37.6%。《日本全球出击》一书的作者，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主编比尔·埃莫特1989年发表剖析日本经济的专著《太阳也会西沉》，他认为，80年代后期是日本全面向外出击时期，进入90年代后，日本的跨国公司便开始全线退缩，有些公司损失惨重，如被誉为日本企业模范的索尼公司，在到1992年3月底的一年内，利润下降了45%。据有的美国学者统计，自二战结束后日本从美国获得的贸易盈余，随着泡沫经济破灭又如数归还美国。
埃莫特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人过分狂妄自大，过分骄傲和自信，造成过度的投资和消费，最后导致了泡沫经济的破灭。”
第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要相辅相成。虚拟资本本身并不具有价值，这是它和实际资本的不同之处；但是它却可以通过循环运动产生利润，这是它与实际资本的共同之处。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又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国家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总额达到160万亿美元，其中股票市值和债券余额约65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相当于实际经济的5倍。全球虚拟资本日均流动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是全球日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就是说，全球每天流动的资本中只有2%正用在国际贸易领域，约98%的虚拟资本都在金融市场进行以钱生钱的活动。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应相辅相成，一方面要使虚拟经济不要脱离实体经济，另一方面要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但严防虚拟经济发展成为泡沫经济，这是日本提供的沉痛教训。
人民币汇率改革，各种各样的生产数据市场的建立，价格的市场化，以及资本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的设立，都是必经之路。这次人民币汇率升值，可能导致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具体作如下分析：
一、机制方面：
汇率改革重在“机制”而非“升值”，实行参考一揽子货币的弹性汇率机制，将使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更加市场化，凸显了改革机制的意味。如何让它以适当方式及时反映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基本面才是重点。中国尚不能实行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另一方面，中国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也并不合适，因为这会导致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并使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对中国来说是现实的选择。
二、国际贸易方面：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本身的价值即含金量发生了变化，对中国的老百姓而言，人民币升值，表明自己的钱更值钱了。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已经融入国际经济社会，人民币币值变化，必须引起人民币与国际货币之间比值的变化。对于国际经济依存度大的企业必然产生影响（无论是原材料进口，还是产品出口)，其产品的成本也会发生变化，因而其商品价格也会升降。现美国对中国6类纺织设限，欧盟对10类纺织品也设限，刚刚开始实施分配配额出口制，现人民币升值又使出口成本增加，这给纺织品企业带来挑战。
三、股市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21日晚调整人民币汇率后没有引起当天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大起大落。宣布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措施的消息各家银行的外汇买卖业务交易量均出现激增。人民币升值消息公布后，其它货币兑美元普遍大幅上扬，其中尤其以日元和澳元表现突出。
四、国外旅游方面：
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使境内居民出境旅游更加实惠，旅游团费变得更加便宜，游客在国外的消费购买力增强，而外国游客入境旅游变得相对昂贵，这对国内的旅游景点类公司显然是不利的，但人民币升值对旅游市场的总体效应是受益的。
五、银行方面：
一方面是银行内部的治理结构面临很大的挑战，另一方面是市场风险加大，有博取人民币升值套利的资金流入，就有在人民币升值之后资金流出，如果中国经济依然可以保持强劲增长的状态，则人民币升值前景将会持续，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的震动，银行货币交易风险可能导致各种问题的发生。
在人民币汇率升值之后，应该注意的是人民币汇率的制度调整是必然性，对于其中的风险要正确看待，升值有风险，但不升值，也并不是没有风险。对于资金大规模离开中国，首先是难以控制的；其次是，只要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速，则人民币升值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升值之后还有升值，整体经济就因人民币升值而导致的波动就会变得微弱了。
由于早期以产生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心理，因此对市场的冲击并不明显，但仍应留意后续的国际性影响，并及早做出因应之道，才能将汇率波动的风险降至最低。
经济学上讲，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
第一，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以来已近10年没有进行调整，而这10年中国经济和国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90年代以来，一些权威的国际机构和贸易伙伴一直就认为人民币存在不同程度的价值低估。
第三，按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外汇节余过多本身就表明外币定价过高，本币定价过低，本币有升值压力。
第四，从2001年以来，世界各主要货币包括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没有调整，即人民币实际上也跟随美元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且不说90年代人民币是不是过度贬值或定价过低，单说近年来其他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没有动，仅此一条，就可以判断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有可能低估。
(三) 国际政治分析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有学者特别指出，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另有原因。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对当局的指责，有的则是为了争取国内制造业的选票。如西方国家简单地将人民币币值水平与其本国制造业的衰退联系在一起，试图强迫人民币升值。造成美国就业机会减少的因素不是中国，而是全球化竞争的无形之手。国外鼓噪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人民币汇率过低。有人提出应将人民币汇率确定在1美元兑4.2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中国入世以来，并没有出现进口激增，相反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国廉价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货紧缩。有人认为，近年来，中国廉价产品大量出口导致日本和欧美通货紧缩，中国应使人民币升值，在世界经济中担负相应责任。
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实际上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美元贬值的J曲线效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金融霸权作为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的延伸，美国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强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断获取霸权利润，维护其“金融霸权国”地位。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既能减轻其外债负担，每次美元大幅贬值都能使美国债务减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产品的出口，还能转嫁其各种经济危机，成为其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与美国对华反倾销政策一起，构成了布什政府对华经贸政策调整的新内容。
近年来，关于“亚元”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热，谁能成为未来亚元的主导，已变成一个日益敏感的话题。日本由于其经济十年来的萎靡不振，日元充当亚洲货币主导的可能性在变小。而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币的价值日趋明显，在中国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导致日本对此忧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对华出现50亿美元顺差的背景下，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将全球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目的就在于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
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摩擦在中国对外经济摩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
(四)人民币升值的客观作用
1、 加强经济自循环的能力
当汇率变化反映了外币的供求程度之后，企业和家庭就能及时调整其策略，更为有效地利用外币。而且，如果国内企业长期借助有利汇率带来的成本优势，通过出口低端产品赚取利润越容易，国内企业投资于产品研发的动机就越小。这不利于国家的竞争力的长期发展。
2、 增加货币政策的自由度
为了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人民银行必须从市场中买入美元、投放人民币。这使央行难以将货币供应控制在目标区间之内。为抵消外汇占款的影响，人民银行必须进行所谓的“本外币对冲操作”，即在买入美元的同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卖出政府债券或央行票据，从市场中回笼资金。适度扩大人民币波动范围能增加货币政策的自由度。
3、 与缓解目前“经济过热”的顾虑相一致
在固定汇率下，升值压力会被转化为通涨压力——外汇占款导致货币供给量上升，带来通涨压力。而通过发放央行票据来回笼外汇占款的做法不具持久性，并将导致政府财务负担的上升。扩大人民币浮动范围会缓解升值压力向通涨压力的转换——人民币升值会对国内价格形成向下的压力，由于：1) 外汇占款减少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减少；2) 货币升值将使进口价格降低，因此可能压低国内价格。
人民币升值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中央政府做出的决定，不会是因为某一个原因，除非这个原因的压力大到让政府无法回避或阻挡。我觉得原因有三：
第一：化解各国以及各种资金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和压力；
第二：逐渐摆脱盯住美元的模式，为人民币成为硬通货做准备；
第三：借此机会，缩小港币和人民币的汇率差，争取达到1：1，然后，在适当时机下，人民币、港币和澳元将融合，形成单一货币。
人民币实行的是盯住美元汇率制。人民币近10年都处于升值趋势中，人民币升值是以人民币汇率下降形式反映出来的，即1美元兑换的人民币金额减少。1994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8.6212，1995年为8.3490，1996年为8.3143，到2003年为8.2770（国家统计局，2004），人民币汇率近10年下降了4.1％。从2001年开始连续3年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在8.2770，2004年1—5月人民币汇率累计平均仍为8.2770.2003年以来，人民币再一次面临升值压力，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欧盟、日本等不断施压，希望迫使人民币升值。国内外理论界也有人依据各种模型估算出人民币“应升值的幅度”，高的估计达到50％以上，低的估计也有15％以上。
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来自中国经济体系内部的动力以及外来的压力。内部影响因素有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状况、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状况、经济增长状况和利率水平。从1994年至今，中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均为顺差，中国的外汇储备2002年达到2864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了5.55倍。从人民币购买力评价（PPP ）看，中国的物价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21％（世界银行，2002）。从通货膨胀率差异看，美国自1998年以来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23％，中国同期的平均通货膨胀率（CPI ）为-0.3％，比美国低2.53％。1978—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年均增长9.3％。这25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无疑是世界上最快的。从中美两国的利率差异看，中国同业银行拆借利率2002年底为2.7％，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为1.25％。中国的短期利率比美国利率高1.5个百分点。在国内，人民币存款利率也比美元存款利率高1.4个百分点。此外，2002年上半年开始，美元由强走弱，人民币跟着美元一起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趋势相背离。在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情况下（1993—1999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至少比同期美国制造业高1.5个百分点），人民币反而随着美元贬值，使得贸易逆差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这些都构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
对策：
一、缓解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汇率升值的压力来自于多个方面，而出口的快速增长、资本流入、外汇储备迅速增加，都是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从对外贸易入手，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较为不易。不过，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伙伴中，对美顺差最大，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也最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对外贸易地理结构来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针对资本流入所带来的压力，在继续鼓励外资流入的同时，我们的企业可以适度考虑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他国市场。针对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所带来的压力，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适当控制其增长速度。另外，也可以考虑推行QDII制度。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为渐进式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打下基础。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权衡人民币升值问题，适时调整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
从国际经验来看，既然经济大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面临汇率升值的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在人民币未来的升值过程中，避免出现类似“广场协议”那样的大幅度汇率调整极为重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要签订类似“广场协议”式的国际性文件。为此，要让汇率始终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我们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人民币汇率适时做出适当的调整，使汇率水平既能真实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又能避免未来人民币快速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要认识到，成功地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对于未来的宏观经济稳定、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产业间的平衡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都具有深远而积极的意义。而这一点，有待于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升值预期。
三、要综合处理汇率升值影响物价水平所产生的问题
对于人民币未来走势，基于巨大的升值压力，我们必须对其可能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实事求是,具体深入地分析他国汇率波动的历史教训,才能真正有助于我们借鉴。汇率问题,涉及面甚多,在我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国际交往的情况下,汇率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从整个日元的升值中，就长期来看，日元的升值导致了日本物价的整体下跌，日本CPI指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保持低水平，90年代中期以来多年出现负增长。所以说看本币升值对物价的影响不能只看眼前，而要着眼于长期，着眼于对未来物价的影响，对长远的整体经济的影响。那种认为人民币升值可能抑制当前通货膨胀趋势的观点，短期来看也许可行，长期来看，还可能进一步形成通货紧缩趋势，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我们不能单从本币的升值来看对物价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不能因为眼前出现的通货膨胀趋势而寄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短期通胀压力。在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毕竟，通过人民币对外升值来抑制通胀的短期作用也是有限的，但汇率升值对宏观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是整体的，且宏观经济政策对物价的影响也会抵消本币升值对通胀的抑制作用。所以说，要认真研究综合处理汇率升值通过影响物价，进而影响经济系统的问题，为未来人民币升值后减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做好准备。
四、其他减轻人民币升值负面影响的对策
针对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我们可以适时调整我们的贸易战略，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作为出口企业来说，要努力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逐步改变原来低劳动力成本、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的做法。针对出现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下调的压力，以及对总需求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西部大开发的措施，扩大内需来解决。针对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储备风险，我们要深入研究未来世界主要货币的变动趋势，根据我们进口规模，适时调整中国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和总量规模。针对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我们可以大力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增加投资、融资渠道。
一、人民币升值之利：
（一） 人民币升值可能意味着人民币地位的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
1）中国老百姓手中的财富更加值钱，人民币一升值，老百姓手里的钱就更值钱了，中国的人均GDP全球排名也可以往前挪一挪。
2）中国外债压力的减轻和购买力的增强等等。
例如：谁在掏钱维持号称“全球老大”的美国政府的日常运转？想当然的回答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广大纳税人。这个回答并不全对。因为当前的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巨大，光*纳税人的贡献还不够开销，因而不得不大量举债。而最大的债主是谁？是日本和中国。中国3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很大一部分买的是美国政府公债。
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强大的帝国的最大债主之一。这个事实本身显示了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去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经济实力说话的人民币自然而然也就获得了更大国际事务话语权，这是好事。
3）有利于进口产业的发展：中国石化副董事邵金扬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人民币升值，海外资产对我们来说会较便宜。”如果人民币升值5%，中国石化2003年进口的石油，以目前的价格计算，成本将减少逾1亿美元。
（二）人民币升值的前景还是越来越清晰的。
这是因为，正如1994年以前人为高估人民币币值的政策被迫放弃一样，人为低估人民币币值也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在汇率的问题上，政策干预，虽能一时起作用，但最终还是市场说了算。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经济高增长，同时推动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进程，那么，人民币升值，成为区域乃至世界货币将为时不远。而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在不远的将来突然停步；中国的货币当局也一再表示，人民币将走向完全可自由兑换。
实际上，人民币的上升之旅已经开始，起点就是1994年1月1日的大幅贬值。这一年，人民币官方汇率向市场汇率并拢，由上一年的1美元兑5.80元人民币调整为1美元兑8.70元人民币，贬值幅度为33%。从那时起到去年末，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的情况是，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1999年以前为德国马克)和日元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升值分别为18.5%、39.4%和62.9%。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的结果也反映了同样的趋势。
虽然如此，但在当前，试图诱导人民币大幅升值，不具备现实条件。
二：人民币升值之弊：
（一）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表现在三个方面：
1） 人民币升值会影响到我国外贸和出口。人民币升值，就会提高中国产品的价格，加大资本投入的成本，带来的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从而引发国内经济的不景气。
一国货币的升值，带来的是该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从而引发国内经济的不景气。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有血的教训的。在1985年，为了遏制廉价日货出口狂潮，美、法、德、英的财政首脑就采取过相应的手段，迫使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从而逼迫日元升值30%。此后，从1985~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而“广场协议”被公认是引发日本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现在日本无非是想把这一悲剧转嫁到中国。
2） 还会影响到我国企业和许多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因为尽管“中
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产品，但中国产品的一个致命弱点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占的市场份额，主要依*中国产品价格的低廉，在竞争中并不处于主导地位，如果竞争力受到打击是很可怕的。
《中国企业家》这次调查的最大发现是：82.4%的企业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对于正在中国经济舞台上活动着的企业来说，人民币就像空气和水一样。
例如：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这位中国彩电出口大户的老总面对升值的前景忧心忡忡，他认为，中国出口的大多是技术含量低的产品，高科技产品很少。人民币如果升值，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许提高了，但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将逐步丧失。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人民币升值10%，就等于出口价格提升了10%，而中国国内制造企业好一些的利润也只有5%左右，加上一些财政贴息，中国企业盈利水平平均也不到3%。平均3%的利润率怎么可能调节10%的升值压力？肯定会出现大面积亏损。
黄宏生以创维为例，勾划出中国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最高心理底线：“现在我们在美国市场很难有大的提升，很大原因是其他世界工厂产品跟我们的价格一样低。比如来自墨西哥的彩电、欧洲土耳其的产品很便宜，我们提一美元都不可能。我们今年在美国市场希望能提高三千万美金销售，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了，那么这个计划就流产了。”
又如：与制造企业相比，那些在汇率风险最前沿的外贸企业，是变化的最强烈的感知者。对于出口型企业来说，出口的量，相对进口，要大得多。因此，黄宏生才说，人民币升值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黄方宁，向记者讲了一个因为欧元升值——也就是人民币贬值，导致亏损的例子。2003年年初，他们有一笔交易，签约时欧元和美元的汇率还是1:0.9，等到交货时，涨到了1:1.1了，他们又没有采取锁定汇率的措施，于是赔了。“即使我们有10%、20%的中间利润，也都抵不上升值的损失。只能自己补上去了。”
再如：一些原来在中国进行生产的跨国企业，可能会将投资转移到墨西哥或马来西亚，20世纪80年代，台湾也曾经历过中国现在的压力，在台币对美元的汇率从1:40涨到1:25后，一些传统的低附加值产业，纷纷转移到东莞。同样，有专家分析，如果人民币升值，这些传统产业又会从东莞转移到像中亚、越南等更不发达的地区。本来，中国还有很多地区，比如西部，可以容纳这些产业，但因为货币的调整是针对所有企业的，可能使得中国被迫提早经历产业空洞化的过程。
3） 还会破坏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使我国的金融距爆发危机的边
缘越来越近。升值业可能葬送我国多年辛苦造就的良好投资环境，新增的海外投资则会减少，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将被大大消减，因为这种投资变得相对昂贵。另一方面，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可能增加，使我国的金融距爆发危机的边缘越来越近。
例如：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均是以高利率的货币政策，以吸纳国内资金，但其效果却适得其反，由于内部资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资流入，使资金流向出现偏差而形成资金结构上的矛盾，埋下了货币危机的隐患；同时又产生了外资流入推高了本币汇率的矛盾，触发了经济结构问题的暴露，或出现泡沫经济或出现经济滑坡，从而被迫实行本币贬值政策，直接导致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交易风险，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何为金融危机？这就好比是一户本来很穷的人家，来了一个巨富亲戚，
为他们带来了暂时的“富裕”生活，因而外人便因其阔而借给这家人巨资，不料这户人家的富亲戚突然消失，留给这户人家的只有高筑的债台，并因此导致了借其巨债的朋友。一时间危机四起。
可见，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会导致：由于内部资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
的国际游资流入，使资金流向出现偏差而形成资金结构上的矛盾，埋下了货币危机的隐患
4） 还有，升值后导致投机不可避免地盛行：由于以美元表示的国
民财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产达到高潮，一些“泡沫”进一步膨胀或造就新的“泡沫”，两极分化继续扩大，导致投机不可避免地盛行。
例如：美国许多散户投资者纷纷在当地开立人民币储蓄帐户，希冀有朝一日人民币汇率制度变化会让他们受益。当然，这些散户帐户并非是真正的人民币帐户，因为依照中国不可自由兑换的汇率体制，在海外开立人民币帐户是非法的。他们开立以人民币计价的储蓄帐户，帐户内的存款是美元，但基于人民币的现货汇率，这些帐户将因人民币兑美元现货汇率的波动而升值或贬值。 Everbank首席执行长Frank Trotter称，公司此举在一些客户中产生了很大反响。自一年多以前人民币汇率开始显示失衡迹象以来，这些客户一直在要求开立人民币计价帐户。Everbank于7月1日推出了此类新帐户，并在随后的几周内将逾650万美元投入该类帐户。
（5）此外，人民币升值之不利多多：
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物价肯定会降下来，因为进口品的价格会下降。
人民币升值增大就业压力，恶化当前就业形势：外商投资企业对吸引国内劳动力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尤其是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所以此时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影响吸引外资，而且也会加剧当前就业形势的恶化。
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
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很容易受到反倾销措施的限制，出口形势并不乐观。如此时人民币升值则会是使目前这种状况更加恶化所以此时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影响吸引外资，而且也会加剧当前就业形势的恶化。
三：世人在全球通货紧缩压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币。
汇率的变动与各国国内的利率水平、货币供应量、国民收入水平以及物价水平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一种货币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应该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由政治说了算。
然而：盐川正十郎的提案则更像一场政治阴谋。手拿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如果是一个小孩问：这值多少？那么，这个小孩一定还幼稚到没有学会用钱。如果是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问，这值多少？那么，这就会引发一场风波。而这场风波就是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的一项提案——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
最近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讨论成为国际上一个十分关注的话题。先有日本财相在七国财长会上提出要求，后有美国财长斯诺讲话和印尼召开的亚欧会议的声明，都呼吁人民币升值，近日，美国“健全美元联盟”又提出欲通过“301条款”促使人民币升值，格林斯潘的讲话，更是让世人在全球通货紧缩压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币。可谓是官民联合、齐心协力向人民币汇率问题发难。这场由日本挑起、美国担纲主演的人民币汇率之争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
其实，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考虑，盐川正十郎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没有道理。首先，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谷，凭什么你中国却一枝独秀？中国的一枝独秀我们日本也有贡献，你看，日本从你们那里进口了多少商品。其次，人民币只有升值，日元才能够贬值，这样日本的出口产品才有竞争力。 中国经济具有廉价劳动力、高技术水平和廉价的货币3大优势，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可能干涉的，只有最后一点——人民币汇率。日本甚至想借人民币升值的“利空”阻止本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但因为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不了企业的行动，所以他们就要求人民币升值。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提高中国产品的价格，加大资本投入的成本，使他们在国内达不到的目的，通过对人民币施加压力来达到。
迫使人民币升值，是日本争夺未来“亚元”主导权的战略举措。近年来，关于“亚元”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热，谁能成为未来亚元的主导，已变成一个日益敏感的话题。日本由于其经济十年来的萎靡不振，日元充当亚洲货币主导的可能性在变小。而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币的价值日趋明显，在中国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导致日本对此忧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对华出现50亿美元顺差的背景下，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将全球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目的就在于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
美欧方面的动机似乎更为明显，就是为了通过人民币升值消弱中国的经济实力，进而打击中国的国际影响。
人民币汇率之争本质上仍然是贸易问题之争。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美元贬值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
升值的国际压力日大。尽管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升值是必然趋势，但在没有形成中国真正的出口优势(品牌)之前，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宜进行大幅调整；即使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也应该按照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汇率进行控制，否则，就会像日本和德国那样，将自己大好的经济前景毁于一旦。
人民币如果适度升值，可以给我国带来四大好处：
第一，扩大国内消费者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使他们得到更多实惠。人民币升值给国内消费者带来的最明显变化，就是手中的人民币“更值钱”了。你如果出国留学或旅游，将会花比以前更少的钱；或者说，花同样的钱，将能够办比以前更多的事。如果买进口车或其他进口产品，你会发现，它们的价格变得“便宜”了，从而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
第二，减轻进口能源和原料的成本负担。我国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在国际能源和原料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国内企业势必承受越来越重的成本负担。2004年，我国进口的成品油均价较2003年上涨了30.8%，钢材上涨了43.7%，铜材上涨了50.4%，铁矿石上涨了1倍多。进口能源和原料价格上涨，不仅会抬高整个基础生产资料的价格，而且会吞噬产业链中下游企业的利润，使其赢利能力下降甚至亏损。如果人民币升值到合理的程度，便可大大减轻我国进口能源和原料的负担，从而使国内企业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
第三，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改善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长期以来，我国依靠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扩张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使出口结构长期得不到优化，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一直扮演“世界打工仔”的角色。人民币适当升值，有利于推动出口企业提高技术水平，改进产品档次，从而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改善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第四，有助于缓和我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鉴于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迅猛势头和日益增多的贸易顺差，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对此，简单地说“不”，看似振奋人心，实则于事无补。因为这会不断恶化我国和它们的关系，给我国对外经贸发展设置障碍。近年来，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急剧增加，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人民币适当升值，不仅有助于缓和我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减少经贸纠纷，而且能够树立我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不利吸引外资、影响市场稳定
如果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过大，或时机把握不当，将会带来五大弊端：
第一，将对我国出口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冲击。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远低于别国同类产品价格。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二是由于激烈的国内竞争，使得出口企业不惜血本，竞相采用低价销售的策略。人民币一旦升值，为维持同样的人民币价格底线，用外币表示的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将有所提高，这会削弱其价格竞争力；而要使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不变，则势必挤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这不能不对出口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冲击。
第二，不利于我国引进境外直接投资。我国是世界上引进境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目前外资企业在我国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对促进技术进步、增加劳动就业、扩大出口，从而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后，虽然对已在中国投资的外商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对即将前来中国投资的外商会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这会使他们的投资成本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将投资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第三，加大国内就业压力。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和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终将体现在就业上。因为我国出口产品的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受阻必然会加大就业压力；外资企业则是提供新增就业岗位最多的部门之一，外资增长放缓，会使国内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第四，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人民币如果升值，大量境外短期投机资金就会乘机而入，大肆炒作人民币汇率。在中国金融市场发育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这很容易引发金融货币危机。另外，人民币升值会使以美元衡量的银行现有不良资产的实际金额进一步上升，不利于整个银行业的改革和负债结构调整。
第五，巨额外汇储备将面临缩水的威胁。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6591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参与对外经济活动的有力保证。然而，一旦人民币升值，巨额外汇储备便面临缩水的威胁。假如人民币兑美元等主要可兑换货币升值10%，则我国的外汇储备便缩水10%。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
改革现行汇率制度是大势所趋
由此可见，人民币升值恰似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笔者认为，对人民币升值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应将其放在更为深层的背景上考察。
现行的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1994年确定的。钉住美元的好处是可以将我国国内价格锚定下来，减少汇率波动的风险，从而促进外贸发展和外资流入，但缺陷是不能对外部经济变化作出灵活反应。现在，国内外经济形势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持续下跌，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如果仍墨守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将很难适应国内外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因此，实行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并据此使人民币适度升值便成为我国不可回避的政策选择。
至于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我们要进行客观分析，并采取必要措施加以化解。比如，适度升值虽然会对出口造成一定冲击，但要看到我国出口产品尤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是很强的，即便人民币升值10%，也不能从根本上动摇这一优势。再说，升值可以促使企业将压力转变为动力，通过挖潜革新来提升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出口结构与我大致相同的东南亚国家的货币纷纷大幅贬值的情况下，我国出口贸易仍然取得了骄人的增长业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又如，适度升值虽然会使我国外汇储备面临缩水威胁，但通过控制储备规模、优化储备币种、调整储备形式等措施，亦可将这一威胁减至最小。